史海钩沉追寻清代邳州廉吏孙居湜仕途宦迹

一由于成龙想到孙居湜

电视历史剧《于成龙》艺术地再现了有清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形象。观看电视剧《于成龙》,我不禁联想到邳州历史上同以廉吏著称的知州孙居湜。

邳州知州孙居湜的从政经历,与电视剧中的于成龙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处于清初康熙盛世,同为勤政廉洁的地方父母官;同样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皇帝的赞誉,于成龙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孙居湜有“居官实优”之旨。历史上真实的孙居湜其人其事,与电视荧屏上于成龙仕宦生涯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交织叠加,连成一片。这里略举一二:

红花埠——

邳州灾民迎驾呼吁保留州牧

这个今日看来不很起眼的鲁南村落,北距郯城二十多里、南界邳州的红花埠,清代却为南北孔道所经,设有驿站。时间逆推年,即康熙二十八年(年),这里曾上演感天动地的一幕,被载入《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是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圣驾驻此。江苏巡抚洪之杰在此恭迎圣驾,邳州灾民千百为群遮道呼吁,自红花埠至五花桥百里不绝,呼曰“邳州灾民保留州牧(知州孙居湜)”。有老生(老年之人)奔控不及,前揽御辔,左右呼“万岁”,方始匍伏。上(康熙帝)问:“知州果好么?”对曰:“不好谁来保他!”呼声益急。

《邳州志》载:知州孙居湜受任之际,邳州连年被灾,水沉地亩甚多,民欠地丁漕银十四万四千余两,夏麦三万四千余石。孙居湜自二十六年九月到任,清正廉明,次年竟以“凤麦后期诖误”(因凤阳仓麦迟解而被罢官)。百姓爱戴情切,获悉圣驾南巡过邳而拦驾呼吁,各有本待奏,士民陈肇宪一本在先,奏称邳邑有“五难”,州牧有“四德”,“凤麦迟解之罪,情有可原”。圣驾回銮过邳,“御览两岸水沉情形,如伤益切”,有旨曰:“耕耘既无所施,赋税于何取办,其现在被淹田亩应纳地丁及漕项钱粮俱行蠲免,历年逋欠亦尽与豁除”,“倘有不肖官员仍行私征者,题参从严治罪”。

三月十五日奉旨,孙居湜特恩留任。命下之日,邳州境内,“香盆蔽天,欢声动地”。

《邳州志》称:“知州孙居湜自留任以来益加勤勉,在于地方兴利革弊,招来流离开垦荒芜,聚集商贾贸易于市,实心抚字,爱戴弥深。”

督抚衙门——

邳州士民不远千里不期而会环庭喊禀

孙居湜仕途多舛,康熙三十一年(年),又以“盗案”挂吏议(被吏部免职)。

所谓盗案,即邳州旧城关厢(今睢宁县古邳镇)居民席宪家被盗贼抢劫一案。总漕督臣董某(驻淮安)据失主原报会疏上奏,“部议”(吏部决定)将知州孙居湜“照例革职”。

消息不胫而走,“道路惊传”,时人有以“辍耕罢市,叹息悲号,如失父母”描绘此情此景。

彼时两江总督(统理苏皖赣三省)驻江宁,江苏巡抚(总管江苏政务)驻苏州,邳州士民不期而会者数百人,不辞千里之远赴总督衙门,环庭喊禀;在苏州,遇督抚部院公出则遮诉马前,纷纷具呈。有“呈词”称:“江南州县百有余邑,惟一邳州灾多民疲,历任州牧自三十余员,从未见有似现任知州孙居湜之清正廉明,实心实政,爱民如子者”,又曰“知州孙居湜一日不得复留,则邳民一日不能安业”,“在知州孙一人之功名所全犹小,而合州万民之抚字所造实多矣”。

“至情岂可强致”!总督部院“俯采舆论”,查“知州孙居湜以强报窃照例革职”一案,果有重大出入。“知州孙居湜在于新城(今邳城镇),离旧城关厢失事之处,远隔九十余里。当日失主原报被窃,该州又将邳睢厅(淮安府分管河道邳睢灵壁同知官署)行查盗窃,原牌并叙通详,似无讳饰情弊”;前所据失主原报会疏题参,“未经审出真情,难辞其咎”。

承蒙督、抚、漕三院会题(会疏题奏),“奉旨‘孙居湜居官实优’,着照所题留任”。

孙居湜以清正廉洁深得吏民之心,又一次特恩留任知州。

“贤知州复留,残邑获理也。”《邳州志》有一段来自民间的反映知州孙居湜自留任以来益加勤勉的政绩载记,原文抄录如下:

数年以来,流民渐归,荒芜渐垦,商贾渐业市,行旅

渐出于途,而知州孙从而劳来(以恩德招之使来)安集之。

鳏寡必矜,豪强不畏。里长之积弊一旦永除,火耗之陋规丝

毫不染。他如宽徭役以劝其输,将惩衙役以防其扰害,省刑

罚以全其身命,宣圣谕以兴礼让,设义馆以泽诗书。讼折片

言,小大亲理。皇恩大赈,措置多方,存活尤众。若置婴儿

于膝上,无不痛养之相关。至于营造新城,朝夕匪懈,殚精

竭力,就中节省,尽用全砖,并不增费;而鸠工庇材,一切

见值平市,不扰于民。盖知州久与邳民相习,邳民悉与州官

相安,日渐月摩,聿有成效,途歌巷舞,以颂皇恩。

二《邳州志》孙氏本传留下的谜团

知州孙居湜“甚有德于邳”,咸丰版《邳州志》(清代著名文学家鲁一同撰)宦迹卷有孙氏本传,略曰:

孙居湜,大兴,官监。(康熙)二十六年任,明年以凤麦后

期诖误,属大驾南巡,州人相率以“牧有四德”上疏吁留。三十

一年,复以盗被劾,州人再列状上大吏,奏复其官。凡在州七年,

升河南知府去。居湜之在州也,当凋敝困迫之际,蠲租请赈,营

建新邑,劳勚至矣。居湜既去,其后子孙留邳,至今降为皂隶。

关于“蠲租请赈”,康熙版《邳州志》记载颇详:知州孙居湜“劳于抚字,缓于催科,而急于请命”,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钦奉上谕”,蠲除水沉田地四千六百八十二顷二十七亩六分,蠲除银九千三百四十两二钱三分,蠲夏麦二千四百四十一石六斗六升八合,蠲秋米七百六十九石七斗六升四合,并以前积逋与从不蠲免之漕项,尽与蠲免。

关于“营建新邑”,据《邳州新城碑记》:邳旧有城在峄山东,康熙七年(年)河决城陷二十余年矣。前守黄公讳日焕者善形家言,周览四境,谓无有愈于艾山者。甲子(康熙二十三年)冬,康熙帝南巡驾过宿邑,邳人有冒昧上陈者,天语从容,毕览其奏,下议估计工值,及议上而不果行。二十八年(康熙帝再次南巡),驾过邳境,乃从前请“发帑金四万三千两,用建新邑”。孙居湜以守土聿主其事,越四年,“荷特旨晋守河南郡而城工适成”。时人谓“金城霞举,雉堞星罗”,“邳人之登斯城也,忠君思长之念,有油然而生者矣”。

关于“其后子孙留邳”,据《孙氏族谱》:康熙三十二年,孙居湜奉旨升补河南知府,只身赴任,眷属留邳,居先春门(城东门)内,榜曰“孙府”,实则家徒四壁。幸得继任知州马骧云(辽东人)之关照,藉斗升之粮馈,得全家之温饱。后世子孙皆为平民,迁居城西草寺村,再迁城南葡萄庄,今属邳州戴圩镇。

民国版《邳志补》载曰:前志(指鲁氏志)谓孙居湜“升河南知府去”,今其墓在城山,殆未去而卒欤?

据《孙氏族谱》,孙居湜墓在城山南麓。墓茔耸立垅台之上,墓前有祭坛,且按古制置守茔户。城东村石保光老人为其最后守茔者,守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后陵谷变迁,墓基坍塌,二十世纪末被夷为平陆。《邳志补》留下的谜团:“殆未去而卒欤”?一直不得其解。

三来自天南地北的考察线索

说起来话长。二十多年前,我应聘作为泰中艺术家联合会高级顾问,带领中国书画艺术团赴泰国参加一个画展,与中国驻泰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柴玺同志相识。柴玺后来改任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年回国述职时,适巧我也在北京,便随泰国客人拜访柴玺大使。老朋友相见,话题很多,柴玺大使谈到离泰回国后曾到云南红河自治州挂职,任中共红河自治州委副书记;又谈到红河自治州是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却发现很多汉文化历史遗存,据说清代有个来自北京的汉人孙居湜在蒙自做过知县。

古人说:“传将随口语,报与有心人。”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我暗自惊喜,由柴玺大使的随意闲谈初步判断:当年在蒙自做知县的那个北京人,与邳州知州孙居湜同名,或系同一人?

于是询问蒙自县的地理位置,柴玺大使告诉我,蒙自县正是红河自治州政府所在地。

然而柴玺大使早已离开红河自治州,而今驻孟使馆又有许多事情急待他述职后回去处理,我在惊喜之余,苦思冥想:如何寻觅云南蒙自孙居湜的踪迹?

抓住天外飞来的这一线索,第一步便是到图书馆查阅历史资料。在邳州图书馆《四库全书》史部查到《云南通志》,在《云南通志》卷十八(下),果然查到“蒙自知县”条目;顺着“蒙自知县”条目,又果然查到“孙居湜”的名字:“孙居湜,大兴,举人,(康熙)二十年任。”

再次惊喜之余,我又想到更早的岁月,在任邳州占城镇党委书记时,曾协助来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干部解救被拐卖妇女的事情。于是打开尘封的工作日记,查到这个女干部名叫李佳芬,哈尼族,正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所属金平县金河镇的妇联主任。我猜想,金平与蒙自也许是邻县吧,请她帮个忙查查试试。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使得“天涯若比邻”变为现实,我辗转联系到金河镇政府办公室,很快接通李桂芬女士的手机,天南地北对话如在咫尺。出乎意料的是,金河镇距蒙自县二百公里,翻山越岭,道路崎岖,交通非常不便,况且李主任业已退休,我的希望化作失望。

讵料,时隔不久,便从彩云之南传来知县孙居湜在蒙自建寺庙、办学校等等政绩的历史资料。

李佳芬同志热心相助,利用到蒙自县城看病的机会,亲自帮我查阅资料,令我感激涕零。

此后,再去徐州查阅《河南府志》《江西通志》及其他历史典籍,皆很顺手,且有所得。《邳志补》留下的谜团初步解开。

四知州孙居湜的仕途宦迹

由云南蒙自知县(正七品)而调任邳州知州(从五品),升补河南知府(正四品),再升任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正三品),便是我寻觅与考察所得邳州知州孙居湜的仕途宦迹。

孙居湜生年无考,仕途起步蒙自县知县,时在康熙二十年(年),正是清圣租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乱之际。清初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守云南,为“三藩”之一,后来形成巨大的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削藩,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叛乱始被平定。据此分析,孙居湜早年或由家乡(大兴燕山)入伍,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以军功取得入仕身份,而被授予蒙自知县。《云南通志》谓其“举人”出身,举人系乡试考中者之专称,作为仕途的一种出身资格,一般都会载入原籍志书,考《大兴县志》却无记载,姑且存疑。《邳州志》称“大兴官监”(康熙版《邳州志》且系孙居湜鉴定),《河南府志》称“荫生”,《江西通志》称“官生”,皆为“监生”之不同名目。监生为明清在国子监肄业者之统称,初由学政(各省掌管教育的长官)考取,或由皇帝所特许,后亦由捐纳而取得其名。未得科名(如举人之类)而欲入仕者,必须先捐监生作为出身,不一定在监读书。按品级取得的监生资格称为官生,不按品级而由皇帝特许的监生称为恩生,官员之子不经考选而取得监生资格者称荫监或荫生,名义上是入监读书,事实上只须经过一次考试,即可给予一定官职。孙居湜出身官生或官监,我以为是可信的。

孙居湜在云南蒙自县政绩颇著,连续两任,康熙二十六年内迁而升任邳州知州。据李佳芬提供的资料,蒙自县至今存留孙居湜任知县时修复或新建的建筑物或遗址,有庙学(学宫)在县城东,明洪武二十七年(年)建,康熙二十年知县孙居湜重修;玉皇阁,康熙二十四年知县孙居湜重修;关圣庙,在县城东南,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孙居湜重建,并撰《重建汉关夫子庙碑记》;毗卢寺(俗称活佛寺、观音寺),在城东北,占地千余平方,知县孙居湜倡建。

孙居湜自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升任邳州知州,在州凡七年,两次被罢官,两次奉旨留任,忍辱负重,清正廉洁,“居官实优”。据《邳州志》记载,州治新城有《邳守孙公德政碑》(孟世安作记),旧城、良壁、赵家庄、林子、土山俱有碑。政绩除前所述外,水利建设尚有“孙公堰”(猫儿窝至唐宋山长达三十余里)遗迹,文化建设有康熙版《邳州志》九卷(孙居湜鉴定,现存最早的清代《邳州志》),个人著述则有《修邳州学引》《邳州新城碑记》《康熙版〈邳州志〉序》《太守李公以品字莲诗索和赋此纪盛二首》《艾山环翠》《峄埠排青》《沂水渔灯》《泇河帆影》《凤台夜月》《鸳冡凄风》《挂剑荒台》《授书遗石》《大堤晚步》等诗文存世。此外,《〈太上感应篇汇注大全〉增疏》,署名(清)孙居湜增疏,康熙二十九年刻印,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收藏。

孙居湜于康熙三十二年三月,“荷特旨”赴任河南省河南府知府;康熙三十四年,即“升河南知府孙居湜为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据此,孙居湜在河南知府任未满三年(按清代地方官任期三年),《河南府志》谓其“有直声”(正直的名声)。今洛阳范园(范仲淹墓园)、嵩县“二程子祠”,皆为孙居湜在任时重修;康熙版《河南府志》,孙居湜与本府通判朱作舟首主其事,因旧志删芜补缺,志甫成,孙居湜即奉旨赴任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按察使司,又称“臬司”(司法之意),与布政使(专管一省财赋与人事)合称“两司”。清代的按察使,其地位略逊于布政使,正三品,“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以振风纪而澄吏治”(《清文献通考》卷八五)且兼办全省驿递事务,每三年乡试充监试官,逢五年“大计”(考察京外官员)充考察官,每年办理秋审案件充主稿官,权位颇重。孙居湜由河南知府而被任命江西按察使,应属破格升迁。

《江西通志》职官卷“按察使”条目之下,谓“孙居湜,字介庵,顺天大兴,官生,康熙三十四年任”,其后又有“佟国勷,字任庵,满洲,荫生,康熙三十五年任”。孙居湜在任江西按察使,任期一年,或病逝于此,而归葬邳州城山。

寻觅知州孙居湜仕途宦迹的过程,使我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于成龙式廉吏的德政与品格,受到深刻的教益与启迪。

(崔学法口述程荣华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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