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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创办之后，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是依靠农民群众办报。当时，编辑部门里，群工部的人员是最多的，他们专门负责联系读者，接待来访，处理信稿。早期刊发的稿件，包括新闻报道、通讯特写、照片漫画，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基层群众。这固然有记者数量有限的客观原因，但同时也是报社的办报方针所向。
中国农民报《试样的话》中就很明确地写到：要“本着党性和群众性一致的原则，吸引广大农民读者共同办好这份报纸”。编辑部曾提出：群众工作是报纸的生命，抓好读者来信是办好报纸的突破口。
所以，从创刊开始，农民日报社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与农村基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年的一份《农民日报编辑工作的几项暂行规定》中，第一条就是“来信来稿的处理”，里面写到：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总编室有关人员应在当日剪拆、分类、挑选完毕，第二天上午分送各部；还规定对新闻性很强的信、稿，应当天编发，争取时效。来信来稿要逐日统计填表，见报后“通联部门要及时登记，归入通讯员档案，以便加强通联工作”。
到年下半年，报社每天平均收到的来稿来信达多件，于是就在报上开设了《读者来信》专版，每周一期，重要来信还经常登在头版上。一些不宜公开报道的，便通过内参形式转给有关部门或监察机关处理，或送党政机关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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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所收到的不计其数的读者来信中，有一位名叫史修云的农家女的来信，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年，举国上下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年5月末，群工部主任宋逊风同志在读者来信中发现了史修云的来信。
史修云是江苏省睢宁县刘圩乡薛瓦村的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她在信中写到：父母在世时，她精心照顾老人生活起居，“亲朋邻里都说我和丈夫是难得的孝顺人。”父亲谢世后，她计划简办丧事，“打算只在村中规定的公墓地中用砖砌一个隧洞，把火化后父亲的骨灰简单地深葬于地下，不必铺张浪费和投入太多的财物和精力。”
这本是当时国家所倡导的殡葬改革、丧事从简，但史修云把想法一说，却遭到了众人反对和围攻，“热嘲冷讽，污言秽语地谩骂”，父母的娘家人“甚至要大打出手”。
最后，史修云还是坚持从简安葬了父亲，却从此戴上了不孝的帽子。她苦闷难耐，来信说想借《农民日报》一角讨个公道：“我难道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不孝顺的坏女人？那么真正要谴责的又应该是谁？”
宋逊风见信后，联系农村相当一些地方丧事大操大办成风的实际情况，感到这件事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它折射的是一个尖锐的农村社会问题，是一个与千家万户相关联的、普遍存在的、又值得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
年6月3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简办丧事反遭打击围攻，农家女投书本报讨公道》为题，刊登了史修云的来信，并配发短评《何为孝敬，何应谴责》，决定即日起在读者中开展一场“如何为‘厚养薄葬’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讨论。
史修云来信见报后，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件参加大讨论的来稿、来信，从中选发了近百篇，开展了历时4个月的11期大讨论。讨论由浅入深，从一般农民、干部到专家、学者、中央部委负责人，都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讨论反响之强烈让编辑部始料不及。
讨论很快转化为行动。史修云所在的睢宁县发出开展向史修云学习的倡议。社会上开始形成了以厚养薄葬为荣、薄养厚葬为耻的舆论氛围，涌现出自觉平坟、老人拆棺，木匠和风水先生改行等行动。《农民日报》又继续发力，以“把厚养薄葬讨论引向行动”为栏题，报道全国各地出现的厚养薄葬新风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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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农业技术、致富信息，影响着难以计数的农民，也改变了很多农民的命运。有的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生产门路，就自己去学习，回乡后学着干。有的农民在报纸上登消息反映生产中缺良种、农药，或是农机，很快就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反馈信息。
年，《农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浙江省温岭县两万农民进城从事建筑业的消息。河南省沈丘县县委书记沈发启来信说：当地干部看了《中国农民报》关于温岭县的这条消息，第二天就派人外出联系，后来和珠海特区投资的外商签订了建筑合同，输出劳力人，不但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且年收入达60万元。群众高兴地说：农民有了农民报，勤劳致富有门道。
山西省读者武天玉曾给报社写信说：“你报刊出南京栖霞区养鸡公司提供加拿大‘星罗布’肉鸡种蛋的消息。我们三下江南讨宝，学得了科学孵养肉鸡的技术。年10月起已孵出多只，订货、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全村多户养鸡，年产值可达35万元，成为我县第一个养鸡专业村。贵报的好消息为我们尽快致富打开了一条新路子。”
年12月15日，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向报社同志说：“最近我天天看农民日报，农民日报反映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报道多，很符合农民的需要。”
次年1月，《农民日报》创办《农村致富文摘》，陈俊生亲笔题写栏头。
《农村致富文摘》虽名“文摘”，但内容大多不是转载的，刊登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农民致富小实例，篇幅不过五六百字，农民写，写农民，事实真切，易懂好记。创办以后很受农民群众欢迎，大量来信来电表达喜爱、给予称赞。
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村里开大会，有人利用会前的空闲时间念了一则“文摘”，场内陡然掌声一片，于是又念了一则，又是一片掌声。念报人索性一则则念下来，直到从头到尾全部念完，会场里的掌声竟阵阵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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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资供应一度难以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彼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发育，化肥这一重要农资常按“条子”供应，不仅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也给农民群众带来很大经济负担。
年春，全国范围内化肥供应十分紧张。本就供不应求的化肥，又因地方有关部门的不正之风而变得更为“一肥难求”，农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河南省开封市读者来信提供了当地层层批“条子肥”的新闻线索，农民日报记者王太、吴思、赵小华就根据河南开封读者来信提供的新闻线索，赴开封地区实地采访20多天，形成报道《化肥追踪记》，刊发在7月26日的《中国农民报》上。
△年7月26日，《中国农民报》二版刊发报道《化肥追踪记》
由于采访扎实，报道记录了大量当地批“条子肥”的细节：地区批，县里批，公社批，层层干部都来批，大队、生产队干部也在本就不多的化肥上打主意，“队长扛走一袋，会计抗走一袋，社员连影子都没见着。”有寻租投机的骗子被判了刑，但吃请送礼的干部依然“在那里批化肥条子”，急得农民跳脚骂娘。
记者还分析了“条子肥”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地写到：“这里谈的是化肥问题，但问题绝不仅仅在化肥。”
这篇报道，获当年中国好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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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开始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此后十年，它都是中国农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农民日报》自然高声呼吁为农民减负。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基层，根子在上层，报道上有高度的复杂性，既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乱起哄而无实用。
在《农民日报》众多农民减负报道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曾业松采写的《是谁把她逼上绝路？——潘群英自杀的前前后后》，这篇报道刊发于年11月24日的一版，同时配发短评《一个危险的信号》。
潘群英自杀一事，是因当年收缴计划生育连环费而起。她是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向韵村的一位妇女，生有两女，年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做了结扎手术，是一个计划生育积极分子。
年，新研乡计划合并向韵、向红两村的小学，拆平房改建高标准楼。因向韵村无集体企业，没法子，建校资金只得向村民摊派。但村民迟迟不交，乡里就借收缴连环费之机，一并收缴建校集资款。
收到潘群英头上的金额是元。潘9年前就已结扎，对交连环费实在想不通。第一次收，潘群英不愿交，乡干部就动手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后在村干部的开导下，她连凑带借交了元。
两日后，乡干部再次上门催交尾款，潘群英还是不愿意交。乡干部故技重施，又要搬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死命去夺，被压在自行车下连打带骂。为了要回自行车，潘群英强忍疼痛，苦苦哀求20分钟，乡干部拒不理睬。痛哭流涕的潘群英，双手捂脸向不远处的水塘走去，边走边喊“天啊”，溺水身亡。
记者记录下了这整个过程，以及潘群英亡后乡干部不闻不问、公安部门反以“围攻乡干部”之名将前来打抱不平的群众强行拘留，还有对潘群英之死负有责任的乡干部易地为官的情况。
配发的农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令人震惊！令人痛心！”表明对此事的态度，文中写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作为农村社会一大隐患，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广大农民也在期待着。”“切实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否则，我们将有负于历史，有负于人民。”
报道见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国务委员陈俊生先后在国务院办公会议和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对此发表评论；湖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国务院。与其他为农民减负而发声的报道一样，这篇报道也收到了许多读者写来的表扬信。
为亡妇潘群英说话，是《农民日报》为农民说话的一例。和此前一样，她总能在农民无助时站出来发声。浙江读者朱崇龙曾给编辑部来信说：“我很爱看贵报，对贵报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是因为，贵报能够帮助一些受冤屈而无能为力的人说话办事。把贵报比为包拯，我想不会过分。”
为千万人喜欢，不及被一人感激。40年来，有那么多农民念念不忘《农民日报》，正是因为她“能够帮助一些受冤屈而无能为力的人说话办事”。
△读者送来的锦旗与牌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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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中旬，农民日报三位年轻记者傅之棣、唐园结、赵泽琨，钻进一辆满载蒜薹的“大解放”，傍黑儿启程由山东苍山出发进京，一路公里跟车采访。
这一路上，县县有关，到处设卡，检查站有十五六处之多，平均每走四五十公里就被卡住受罚一次，罚金多则几百，少则十块。至于为什么罚？含糊其辞。罚款数额可以商量，不开罚单就给“打折”，有时给交警买一桌酒菜，也可以放行。沿途还有名目繁多的税费，“不在这儿卖也得交”，可谓雁过拔毛。
根据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记者写出报道《八百公里跟车记》，1月27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年1月27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八百公里跟车记》
有山东菜农类似遭遇者不在少数。当时，我国农村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但农产品流通环节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问题开始凸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但仍屡禁不止。
报道刊发后，旋即在全国范围引发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纷纷转发。见报当天，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当即批示请国务院“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调查此事。农业部、商业部、工商局、税务局、公安部的领导先后发表意见，坚决支持清理“三乱”和撤除道路关卡。1月30日下午，国务院办公厅在大钟寺召开座谈会，邀请国务院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与山东、河北两省的部分运销户座谈。很快，山东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各市县党政一把手参会，撤销不合理、不合法关卡多个；全国十多个省先后撤销不合理关卡。
国务委员陈俊生对《八百公里跟车记》给予高度评价，并于2月28日在《农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跟车记说几句话》。这篇报道直接推动了多部委多地全面整治流通渠道，促进了农产品货畅其流，成为我国农产品流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新闻作品。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与农民不再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在同一辆车上真正融为一体，一道卸菜装车，一同经历寒夜，身心投入、情感相合，“当农民的车被扣被罚时，深觉比扣了罚了自己还难受。”
拾穗虽利，不如躬耕。农民日报记者“挑水到井边，采访去现场”的脚力延续至今，社长总编们也还会和一线记者一起，到田间地头去，和农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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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湖北黄石石灰窑区（现西塞山区）河口镇六位农民联名写的一份材料辗转到了农民日报湖北站记者何红卫手中。
在这份题为《要回董阳这样的好官》的材料中，农民为好官董阳鸣冤叫屈，盼他回来。而石灰窑区委领导却认为董阳不称职，“平调”他到编制仅两人的区科技局任局长。
看完材料，何红卫立即下乡采访，很快发现当地群众和干部对董阳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记者了解到，董阳接任镇党委书记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刹大吃大喝、公款钓鱼风，二刹抹牌赌博风，三对机关干部优化组合，大量裁减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临时工。
这三把火，群众拥护，拍手称好，但却“烧”到了一些镇干部，以至董阳也“引火烧身”。镇里20位干部联名写信向区委要求将董阳调走，而全镇11个村有10个村支书写信要求留住董阳。村民们说：“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物，三不要救济，就要董阳这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好干部！”
调查采访一周后，何红卫一口气写出了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加编者按刊发在年4月13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纸就这“一去一留”演绎出的“董阳现象”展开大讨论，提出了“为什么群众欢迎的干部上级说他不称职”“干部好坏究竟谁说了算”“对下负责和对上负责如何统一”等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报道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新华社、工人日报、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追踪报道或发表数百篇计20多万字的关于“董阳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文章，引发了广泛深刻的社会思考。
此后，《农民日报》和何红卫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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