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湿疹医院在哪 http://m.39.net/news/a_9134103.html
重农思想是我国历史上的主流治国思想。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农业对国家政治统治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生产活动，把农业生产上升到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来看待，促进了农业发展。
菏泽地势开阔，“周原膴膴，自古宜农，”农业开发甚早。早在尧舜禹时期，这里农业就颇为发达，成为舜的耕、渔之地，“舜耕历山”、“渔雷泽”；而且因其农业生产发达“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于农业条件优越，居民自古以来“好稼穑”，这一点从如前所述的诸多古史记载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商代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殷代之农业区域，西至今陕西兴平县境，东至今江苏睢宁县境，南至今河南之淅川，东北至今山东之临淄，俨然据今黄河流域苏、皖、鲁、豫、晋、陕六省之地，”菏泽恰处于这一广大区域范围的中心地位。商人之祖先发源于亳(今曹县东南)，后又曾迁都至庇(今郓城县东北)，也可证明这里农业生产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人口也相对密集，否则不可能成为国都的迁移地。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菏泽农业继续得到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更多的荒地得以垦辟。《春秋》与《左传》中都记载有农田区的名称，如“郓田”、“济西田”，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这些农田区当为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
秦汉时期菏泽农业继续长足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氾水(今曹县)人氾胜之在总结本地农业生产经验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农书《氾胜之书》。在该书中他概括农业生产的要诀说：“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早锄、获。”如能“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
在总结以往生产经验基础上，他提出了“区种法”和“溲种法”等新的种植方法。“区种法”的基本原理是“深耕、密植、集中而有效地利用水和肥料，加强田间管理，以达到单位面积高产的目的”。“溲种法”则主张在下种之前，在种子外面裹上一层蚕矢、羊粪之类的肥料，以保证种子发芽后能及时得到足够的养料，茁壮生长。
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区种法”还是“溲种法”，都是本地劳动群众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进的生产方法，这一方面是本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体征，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也必然大大促进本区农业生产发展。同时，秦汉时期本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和人口的高度密集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的长足发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口数量反映着生产水平。在简单的生产工具与传统耕作技艺条件下，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现在群体上。
人口数量多，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程度较深，生产发展水平也较高。因此人口密度是反映农业生产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史书上第一次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统计数据。
一般认为，这次人口统计是比较可信的。葛剑雄先生经过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关东，……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77.6人。”而济阴郡在西汉末人口达到人，人口密度高达.1人/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上述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的密度，是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人口分布的高度密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区农业开发状况是相一致的。桓宽在《盐铁论》中也说：“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据此可以断言，秦汉时期菏泽农业生产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农业开发较为充分，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
西汉末期和东汉初期，本区遭受黄河泛滥之灾的影响，农业生产出现萎缩，人口数量也较前此阶段有所减少。
随着东汉王景治理黄河成功，本区免于河灾，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本区再度成为先进的农业区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很好的说明：一是史书记载东汉孝章帝“耕於定陶”，定陶与东汉都城洛阳相距余里，东汉皇帝之所以到距离都城这么远的地方“耕田”，本区农业生产发达，在当时全国农业生产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当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是本区多次成为皇子或权臣的封地，这方面的史实很多，这里仅举两例：一是东汉章帝永平年间，梁王刘畅因受到皇帝的宠爱，章帝把济阴郡的“薄(今曹县境内)、单父(今单县)、己氏(今曹县境内)、成武”四县益封梁国；二是东汉末冲帝元嘉元年，受宠幸的皇子和权臣的封地必定为富庶的地区，在当时条件下，也就是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区农业生产因局势动荡不定呈现出兴衰交替的特点：在战乱时期，人口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故田地多荒，农业凋敝；而在局势相对稳定时期，随着大批劳动力回归，大片荒地得以垦辟，农业生产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重新统一，本区农业生产在经历了长期战乱破坏之后，伴随着封建统治的稳定而再度得到发展。特别是随着唐朝“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出现，本区农业生产再度出现繁荣局面。这一点可以从唐代本区行政建制和人口数量上得以印证。唐朝本区境内设有曹州、濮州、郓州，州或郡的数量大大多于前代。这表明本区农业生产发展，人口众多，因而划分为几个州郡来统治，曹州再度成为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
五代时期，因战乱频繁，本区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后周世宗进行了改革，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宋时期，菏泽所在的京东路成为京城重要的粮食供应区，特别是在北宋建国初期，其地位尤为显要。为漕运粮食所需，从后周开始多次疏浚五丈河和菏水。周显德四年四月，“诏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於济。
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由于“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影响向东京城漕运京东地区的粮食，所以，北宋自建国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疏浚五丈河。北宋初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浚之。……三年正月，遣右龙武统军陈承昭护修五丈河役，车驾临视。”乾德三年四月，“募诸军子弟导五丈河，”这样，流经本区的主要河流五丈河(又名广济河)成为北宋时期向东京漕运粮食的一条重要渠道。
五丈河漕运粮食数量的变化即是本区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的生动反映。宋初太平兴国元年五丈河年运粮六十二万石，治平二年则增至年七十四万石，漕运粮食数额的增加表明本区所在的京东西路农业生产较前得到了发展。
由上可知，从远古时期直到隋唐和北宋，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本区一直是发达的农业文明区，人口数量和密度均位居全国前列，有时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位居全国之冠。之所以出现这种繁盛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这一长时期内大部分时间黄河安流或北流经河北平原东注入海，本区所受河患较轻，农业生产所受的破坏性影响较小，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其次，这一历史长时期内，本区境内的河流、湖泊较多，水系发达，能够较好地起到调节水源的作用，保证了农业生产用水。再次，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为本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者。
元代以降，由于长期战争和社会动荡，加之因多次黄河泛滥之灾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江南地区农业的迅速崛起，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等原因，本区农业生产地位有所下降，渐渐淡出发达农业区的行列。但在封建统治秩序稳定时期，农业仍保持着传统的生产优势。元明清时期，每当封建统治稳定，社会阶级矛盾趋向缓和时，本区农业生产即能够在继承前代已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土地得到开发，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
但从局部地区来看，本区农业发展在元明清时期相对滞后，在其他经济区农业快速发展的对比下，本区农业生产则显得相对落后，渐次退居到不再引人注意的次要地位。伴随着农业的衰落，本区经济整体上日趋衰落，这是导致本区后来日益落后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可知，历史时期菏泽地区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1)从远古时期起到战国末期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本区在我国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政治上成为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经济上农业发达，商业繁荣，成为“天下之中”；文化上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商业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2)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北宋时期，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及繁荣时期，历时约余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多次的统一与稳定、分裂和动荡。每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时，本区农业就有所发展；而当社会动荡不定时，本区农业生产则受到摧残。即本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了与社会局势的高度一致性。
(3)金代以降，历元明清时期为本区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期间，由于国家经济和交通重心的转移；加之黄河泛滥日甚一日，多次毁灭本区的社会生产，使得本区农业生产在遭受了多次严重河患后简单地重复进行；黄河泛滥淤塞了境内的河流、湖泊，农业生产得不到有效保障，交通受阻，货物无法转运，本区社会经济日趋衰落，由先前的发达地区到元明清时期逐渐沦为落后地区，这一趋势到明后期以后日益明显。
